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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浪潮之下的教師教育之思——“慶祝第四十一個教師節暨2025·中國教師發展論壇”側記
點亮手機屏幕、輕觸電腦鼠標，如今人們獲取各類AI工具越來越方便快捷。以大模型為代表的AI技術，打破了傳統教育資源的時空限制，實現了知識的“觸手可及”，為教育領域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也對教師的教育教學工作提出了全新挑戰——如何在“人機共教”的時代，重新定位教師角色，堅守教育初心，發揮育人優勢，成為教育變革中繞不開的關鍵命題。
9月上旬，由民進中央主辦，云南師范大學、民進中央教育委員會、民進云南省委會承辦的“慶祝第四十一個教師節暨2025·中國教師發展論壇”在云南師范大學舉行。本次論壇以“人工智能賦能教師教育高質量發展”為主題，23位專家學者圍繞“人工智能﹢教師教育”改革創新、教師人工智能素養的理論建構與培育實踐、教師發展數智化評價與決策支持、智能時代邊疆地區教師教育與教師隊伍建設等議題展開深入探討。
AI重新定義教師
“去年，AI大模型挑戰上海高考，數學最高僅75分（滿分150分），而今年8月，7家大模型再戰全國高考數學新一卷，最高分已達145分。這些突破意味著在傳統文理科領域，絕大多數依賴腦力勞動的工作崗位將被顛覆，那么AI時代人類什么能力最寶貴？”北京師范大學數字學習研究中心研究員王玨用一組數據引出了對AI關乎人類命運并給教育帶來挑戰和機遇的思考。
王玨提出，未來教育的核心應轉向培養AI難以替代的能力：一是實踐力，即動手操作與實踐問題解決能力；二是情感力，包括人類自身的情感體驗、社會交往能力與對學習的情感投入；三是高階思維能力，如提問力、洞察力、批判性判斷、想象力與創造性思維。
AI如何推動教育整體變革？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黨委書記、院長李永智指出，“生產力革命必然推動人工智能技術發展，造成社會分工的重構，也帶來教育內容的顛覆性變化，這要求我們重新定義教育。”他認為，應重新審視教育的目標，從與機器比拼記憶和計算，轉向開發人類獨有的、與AI互補的高階智能。在警惕AI“黑箱”的同時，應理性看待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增強技術在場景化、沉浸式教學中的使用，提升教師專業能力，提高學生學習效率，助力教育數字化轉型。
在教學實踐中，AI能夠取代教師嗎？華南師范大學教育信息技術學院二級教授徐曉東舉了一個現實例子：一名小學三年級學生使用智能導學系統學習三位數減法，在被糾錯后，又連續犯同樣的錯誤，最后在與老師的溝通中才明白因“借位”產生的困惑。“這證明結合學生的具體情況，教師的實踐性智慧是人工智能無法替代的。重構教師的專業學習，要堅持教師教育是主體，人工智能是輔具，二者的融合關鍵在于‘用在恰當之處’，謹防教師長期依賴技術可能導致的‘認知依賴’，最終造成教師專業能力的‘空心化’。”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副部長宋萑表示，隨著AI在教育領域應用的深入，倫理問題也日益凸顯，“試想，若老師用AI布置作業、學生用AI寫作業、老師再用AI批改作業，整個過程就沒有人的參與——這是當下我們最需規避的問題。從國際及國內發布的相關文件來看，專門針對教育領域的人工智能倫理規范原則仍然缺失，如何將其轉化為實踐操作仍不清晰，亟須制定人工智能教育應用倫理標準。”
數字化賦能教師發展
今年7月，《教育部辦公廳關于組織實施數字化賦能教師發展行動的通知》印發。教育數字化是我國開辟教育發展新賽道和塑造教育發展新優勢的重要突破口，如何更好地適應數字化條件下的教學，獲得更優質的數字化教育教學工具、資源支持，促進教育教學改革和個人發展，是教師的迫切需求。
華中師范大學副校長、人工智能教育學部部長劉三女牙提出，在AI時代，教師身處復雜的技術情境，面臨“教什么、怎么教、教得如何”的“三重困惑”。
如何解開“三重困惑”，他認為，在知識層面，要構建教師與AI的知識共創模式，利用AI賦能進行內容的可控生產，并依托AI的海量知識，實現跨學科教學、問題驅動式教學等教學概念，創造新的教育教學活動；在方法層面，AI與人類交互要從工具層面向伙伴層面過渡，借助AI規劃教學模式、引導學習者完成技術認證和學習過程管理，實現更精細化、個性化的教學目標；在價值層面，將教學行為數字化，用AI多維度分析教學效果，科學完成評價工作，助力激活教師發展動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熊璋認為，人工智能素養是未來教師的發展之本。“人工智能素養包括數據意識、協同計算思維、數智化學習與創新、智慧社會責任四個維度，與以往的信息素養有所不同，更強調對人工智能技術、工具和平臺的價值判斷，以及人與人工智能的協同過程，在教育教學中力求科技向上、人工智能向善，確保人工智能的研發和應用對社會有利。”
“作為教育部公布的中小學人工智能教育基地之一，成都七中已將人工智能賦能教育教學納入學校發展戰略。”成都七中（成都中學）黨委書記易國棟介紹，學校聚焦實施人工智能課程建設，“人工智能﹢教育教學”深度應用和人工智能教育重點應用場景建設三項任務，從實踐中提升教師AI應用能力，組建“技術助理”和“種子教師”隊伍，進行分批分層的針對性培訓，探索構建“教師﹢AI”協同的新型雙師課堂，立足教育教學實際需求開發AI教育智能體，并將AI教學能力與創新實踐成果納入教師績效評價體系、職稱晉升、課題申報和榮譽評定。
智能時代，讓邊疆地區教師隊伍“不掉隊”
AI浪潮之下，如何確保邊疆地區教師隊伍不落伍、不掉隊，進而支撐區域教育高質量發展？論壇上，多位專家學者分享了他們的調研發現與實踐思考。
聚焦云南邊境縣中教師隊伍的結構性難題，云南師范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胡金明介紹，通過對25個邊境縣83所縣中的調研，發現其教師隊伍年輕化特征顯著，經驗短板凸顯，同時學科缺口明顯，特色學科教師匱乏。“非云南籍、省外高水平綜合性高校畢業生‘引不進’，省內非師范類綜合性高校畢業生‘留不下’，這導致教師隊伍‘地域同質化’嚴重，缺乏外部人才活力。”他建議，強化邊境縣中教師培訓與學歷提升，破解青年教師成長難的難題，優先補充特色學科教師，適配新高考與AI時代需求，推進定向培養，加大政策傾斜，助力縣中振興與優質發展。
云南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劉康寧用調研數據揭示了邊疆地區教師隊伍呈現的數字應用鴻溝的“兩個極端”：超六成教師教學應用需求強烈，但同樣超六成教師使用數字化資源頻率較低、時長較短，且多用于非教學活動，甚至有2.5%的教師從未使用。
他指出，城鄉數字化均衡發展仍存在較大差距。一方面，鄉村學校在數字化設備和技術方面的購買能力有限，難以實現資源均衡，另一方面，教師的數字化運用能力存在明顯短板，尤其在美育、藝術、科學等特色學科開設數字化課程的能力不足，需進一步擴大數字支教。
興義民族師范學院黨委書記丁湘梅結合貴州民族地區實踐，指出“新數據鴻溝”的出現：教育數字化從“有沒有”轉向了“好不好用”。教師數字素養、技術應用能力及數字資源與教學實際的匹配度成為新短板。“調研顯示民族地區教師在數字資源開發、智能教學工具應用等方面能力亟待提升，同時語言文化差異也帶來了教學障礙。國家智慧教育平臺雖有公共資源庫，但針對民族文化特色、符合地方教育需求的定制化資源仍相對匱乏。”面對未來，丁湘梅介紹，該校將數字化思維與民族文化元素融入課程體系，利用VR實驗室等技術彌補資源不足。同時將智慧課程開發納入職稱評聘、提供專項經費、完善硬件等保障措施，強力推進轉型。
“教育現代化不僅是‘物’的現代化，更是‘人’的現代化。”廣西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育評估院常務副院長李廣海指出，邊疆地區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價亟須變革。“邊疆地區教師專業素養與監測要求存在結構性矛盾，知識結構與能力體系存在斷層，教育教學方式仍以‘講授式’為主，造成了‘教—學—評’的脫節。建議更新評價理念，為數智化評價提供硬件和軟件基礎，從傳統教師評價邁向數智化教師評價，建立多維度數據采集和處理體系，系統生成教師個體的個性化畫像，提高對評價結果的認同。”（記者 王慧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