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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籌建新中國的四件決議案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在慶祝黨的百年華誕的重大時刻，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歷史交匯的關鍵節點，回顧黨走過的光輝歷程，具有極為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辦公室與人民政協報社從歷年出版的文史資料中，選擇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回憶文章重新編發，為黨的百年華誕獻禮。希望這些文章能夠幫助廣大黨員干部群眾深入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牢記黨的初心和使命，做到知史愛黨、知史愛國，充分發揮人民政協文史資料在宣傳普及黨的歷史知識和理論創新成果方面的重要作用。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一致通過了四個決議案，即：“一、全體一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都定于北京。自即日起，改名北平為北京。二、全體一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采用公元。今年為1949年。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四、全體一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為紅底五星旗，象征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這四個決議案，以及1950年9月，中國人民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提出，經過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會議通過、決定國徽圖案的決議案，都是關于新中國重要標記的決議案，均是中國各民主黨派團結合作協商的結晶，并以它們所具備的劃時代意義，永遠載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史冊。
國旗誕生
關于新中國國旗、國徽的圖案，國歌詞譜的征集工作，早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之前已經開始。在1949年6月召開的新政協會議籌備會第一次會議上，就成立了由21人組成的籌備會議常務委員會，處理日常工作，并決定在常務委員會下設6個小組，分別進行這次會議及成立新中國的各項具體籌備工作。常務委員會主任毛澤東，副主任周恩來、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陳叔通。常委會領導下的6個小組，均為自愿報名參加。
負責擬定國旗、國徽、國歌方案的是第六小組，組長馬敘倫，副組長沈雁冰。成員有16人：馬敘倫、葉劍英、張瀾、郭沫若、陳嘉庚、馬寅初、蔡暢、李立三、張奚若、廖承志、田漢、鄭振鐸、歐陽予倩、翦伯贊、錢三強、沈雁冰。
1949年7月4日，第六小組召開了第一次會議。這次會議決定，登報公開征求國旗、國徽圖案和國歌詞譜；設立國旗、國徽圖案評選委員會和國歌詞譜評選委員會；評選工作除小組成員參加外，另聘專家參加。
8月5日，第六小組委員會召開第二次會議，決定聘請徐悲鴻、梁思成、艾青參加國旗、國徽圖案評選委員會。
征求國旗、國徽圖案和國歌詞譜的消息一見報，立即引起社會各方面人士極為熱烈的反應。全國各地的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大學教授、中小學教師、機關干部、作家和其他職業者都紛紛應征。他們精心設計的用工筆繪制并附有詳細說明的各種國旗圖案，從解放區和待解放區聯翩飛來。特別是還有大批的華僑設計的新中國國旗圖案，遠渡重洋，從美洲、歐洲、印尼、馬來亞……飛回祖國。一個月之內，政協籌委會就收到國旗設計圖案2992幅。
8月中旬，政協籌委會審閱了寄來的國旗設計圖案，經過多次討論，認為評選應注意三點：一、中國特征（如地理、民族、歷史、文化等）；二、政權特征（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三、莊嚴簡潔為主。經過評選，應征稿件的構思設計符合上述三點要求的，大致可分為四類：錘斧交叉并加五角星；以兩色或三色橫條或豎條組成旗面，于左上角或中央置錘斧或五角星或嘉禾齒輪；旗面為紅色或2／3為紅色，1／3為白、藍、黃各色，加以紅色或黃色的五角星；也有旗面為紅色，在左上角加上黃色一大四小五角星的，意即大星代表共產黨，4個小星為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4個階級，象征著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全國人民大團結。評選委員會從來稿中精選出38種國旗草圖，編成《國旗圖案參考資料》，供全體會議討論。
經過大會、小會反復討論、認真評選，1949年9月25日晚，毛澤東在中南海召集了關于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問題的協商座談會。出席座談會的有周恩來、郭沫若、茅盾、黃炎培、陳嘉庚、張奚若、馬敘倫、田漢、徐悲鴻、李立三、洪深、艾青、馬寅初、梁思成、馬思聰、呂驥、賀綠汀等。
在座談會上，毛澤東拿出了兩幅國旗設計圖案：一幅是五星加一條橫杠；一幅是現在的五星紅旗。經過座談會的討論，毛澤東聽取了評委們的意見后說：“過去我們腦子老想在國旗上畫上中國特點，因此畫上一條，以代表黃河。其實許多國家國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該國的特點。蘇聯之斧頭鐮刀，也不一定代表蘇聯特征。英、美國旗也沒有什么該國特征。代表國家的特征可在國徽上表現出來。”
毛澤東隨即拿起五星紅旗圖案說：“大家都說這個圖案好，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了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共同斗爭取得的，這是中國革命的歷史事實。今后還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我看這個圖案反映了中國革命的實際，表現了我們革命人民大團結。現在要大團結，將來也要大團結，因此現在也好將來也好，又是團結又是革命。”
毛澤東的意見得到了與會者的認同。經過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決議案，作為新中國國旗的五星紅旗就誕生了。
數月后的1949年11月15日，新華社曾發表專訊，就國旗問題答讀者問，并進一步指明：“旗上的五顆五角星及其相互關系象征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人民大團結。星用黃色是為著在紅地上顯出光明，黃色較白色明亮美麗，四顆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對著大星的中心點，這是表示圍繞著一個中心而團結。”
決定國歌
關于共和國的國歌，在9月25日晚毛澤東召集的座談會上，大家要求很高，開始有些冷場，最先打破冷場局面的是徐悲鴻，他建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徐悲鴻的建議立即得到了周恩來的贊同。周恩來附議說：這支歌曲豪邁雄壯，有革命氣概，節奏也很鮮明，適于演奏，作為代國歌是很合適的。
他們的意見獲得大家的紛紛贊同，于是關于代國歌的議案很快即獲得與會者的一致通過，并作出了相應的決議案。
《義勇軍進行曲》是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侵略中國的罪惡戰爭，由于當時的國民黨當權派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使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圖謀步步得逞，導致我國大片國土淪喪，民族危機日益嚴重，中華民族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此情此景促使由田漢、聶耳創作出這首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意在呼喚著全國人民“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奮起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這首不朽的抗日救亡歌曲隨著電影《風云兒女》風靡于世，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抗日救亡的信心和決心。
當新中國成立在即，中國歷史已經發生翻天覆地變化之時，這次政協全體會議為什么仍決定一字不改地以《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呢？正如周恩來曾經說的，就在于使我國人民“居安思危”，做到警鐘長鳴，為振興中華而努力奮斗。
針對群眾中對采用《義勇軍進行曲》為新中國的國歌而未作修改的疑問，1949年11月15日，新華社在答讀者問中明確指出：“《義勇軍進行曲》是十余年來在中國廣大人民的革命斗爭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經具有歷史意義。采用《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時的國歌而不加修改，是為了喚起人民回想祖國創建過程中的艱難憂患，鼓舞人民發揚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愛國熱情，把革命進行到底。”
新華社的答讀者問還以18世紀德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后和20世紀初俄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法國和蘇聯采用的國歌為例，指出：“這與蘇聯人民曾長期以《國際歌》為國歌，法國人民今天仍以《馬賽曲》為國歌的作用是一樣的。”
《國際歌》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歌曲，歌詞原為剛剛經歷了保衛巴黎公社戰斗的鮑狄埃于1871年6月寫成的一首氣壯山河的詩篇。1888年6月，又由法國工人狄蓋特將它譜成歌曲，19世紀90年代開始在法國和比利時流傳，后傳播到世界各地。列寧對它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說：“一個有覺悟的工人，不管他來到哪個國家，不管命運把他拋到哪里，不管他怎樣感到自己是異鄉人，言語不通，舉目無親，遠離祖國——他都可以憑《國際歌》熟悉的曲調，給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從1917年至1944年，前蘇聯一直使用《國際歌》為國歌，鮑狄埃的原詩為六段，前蘇聯使用它為國歌，只采用原詩的一、二、六段。
《馬賽曲》是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時期的革命歌曲。詞、曲均為魯日·德·李爾手筆，它創作于1792年，歌曲的內容充分反映了當時在奧地利、普魯士武裝干涉法國革命的危急形勢下，法國人民爭取民主、反對暴政的革命意志和愛國熱情。歌曲原名為《萊茵軍戰歌》，因1792年在奧地利、普魯士聯軍進犯巴黎時，法國第二大城市馬賽派出的500名志愿軍在奔赴保衛首都巴黎的前線時唱著這首歌，因而有《馬賽曲》之稱。1795年8月，法國國民公會通過了新憲法時，把《馬賽曲》定為法國國歌，到法蘭西第二帝國時，當局害怕人們因唱這首歌而聯想起法國革命，一度予以廢除。到1879年第三共和國時《馬賽曲》又被恢復為法國國歌，一直沿用至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志著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業已取得偉大勝利。為此，1949年9月下旬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第一次全體會議決定，以曾經鼓舞著我國人民前赴后繼去爭取抗日救國勝利的《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國歌，其用意顯然是為了號召我國人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要忘記過去，繼續發揚過去革命戰爭年代的艱苦奮斗精神，保衛祖國，建設新中國。
決定紀年和國都
1949年9月25日晚，在毛澤東召集的關于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問題協商座談會上，除國徽一項未完成設計任務外，不僅對國旗圖案和國歌詞譜達成共識，而且還對新中國的紀年和國都設在何處問題，均取得了一致意見，從而保證了有關議案獲得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一致通過。
紀元是歷史上紀年的起算年代，新中國成立前，我國是沿用中華民國紀元，是以1912年作為中華民國元年計算年代。1949年，隨著南京國民政府的覆滅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已發生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歷史轉折，因而不宜再沿用中華民國紀年，也“不宜用一種與世界其他國家不同的紀年方法”，為此，決定新中國的紀年方法與世界上多數國家一致，采用公元紀年。
公元紀年也叫基督紀元，它是以耶穌基督的誕生為公元元年起算年代的。對此，新華社在答讀者問中，亦明確指出：新中國之“采用公元，并無宗教意味”，因為這是“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所公用的紀年方法，并不是基督教國家獨用的”。
與此同時，鑒于北平為我國歷史上遼、金、元、明、清及民國初年的故都，對于新中國定都北平也作出了決定，并將其從1928年起沿用下來的北平之名改為北京。
決定國徽
關于共和國國徽的圖案，送來應征的圖案雖然不少，但都無法采用，因為投稿者大都把國徽誤認為國標，把國徽設計成和國旗一樣有國家標記的圖案，所以在1949年9月25日晚毛澤東召集的座談會上未能通過，仍由原負責該項工作的小組繼續設計，直到1950年6月20日晚，由周恩來召開的全國政協國徽審查組最后一次討論國徽方案的會議上才確定下來。
1950年6月23日，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討論，提出了國徽圖案及其對圖案的說明，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后，于1950年9月20日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簽署命令公布。
當天，《人民日報》還刊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說明》，指出“國徽的內容為國旗、天安門、齒輪和麥穗，象征中國人民自‘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的誕生”。
《人民日報》同時刊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使用辦法》，規定了可以懸掛國徽的中央機關和地方機關；國徽的懸掛方法；國徽之其他使用；以及不得使用國徽的場合，如不能用國徽圖案作個人住室的陳設和點綴，不能用國徽圖案作工商業品的標記及廣告等。《人民日報》為此發表了《尊敬國徽、愛護國徽》的社論。
從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到1950年9月第一屆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這一期間所通過的關于新中國的國旗、國歌、國徽、紀年和首都所在地等問題所作出的決議，在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新中國第一部根本大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時，得到了憲法確認。在該法案第四章第104條到106條的3個專門條款中，正式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是“五星紅旗”，“國徽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門，周圍是麥穗和齒輪”，“首都是北京”。關于國歌，由于1949年中國人民政協的四個決議案中，指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為此，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將它稱為代國歌。
1982年12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時，正式明文作出了決議：以《義勇軍進行曲》作為新中國的國歌。
［原刊《縱橫》30年典藏（2001卷），本次發表時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