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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處“一大”紀念地
在慶祝建黨100周年的日子里，上海博文女校、望志路106號、嘉興南湖游船三處“一大”紀念地反復出現在新聞報道中，這三處紀念地原來是做什么的？它們是如何保留下來的？在尋找過程中曾經發生過什么故事？本文為讀者解答上述疑問。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宿舍——私立博文女校舊址（今太倉路127號）
博文女校
博文女校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宿舍，舊址坐落在上海市盧灣區太倉路127號（原白爾路389號），是一幢三樓三底磚木結構坐南朝北的老式石庫門住宅建筑。這里原為五四運動后成立的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會址。1920年學聯機關搬遷后，就成為博文女校的校舍。
博文女校開辦于1917年，董事長是黃興夫人徐宗漢，校長是黃紹蘭。博文女校校址原設于貝勒路弄堂里，后遷到蒲石路（今長樂路）。1920年初才搬遷到太倉路。
中共“一大”代表李達夫人王會悟參加了上海女界聯合會，擔任《婦女聲》的編輯，與徐宗漢、黃紹蘭關系很好，她以“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的名義，向黃紹蘭校長租借教室，作為代表們的住宿地，黃紹蘭校長一口答應下來。
當時居住在博文女校的代表有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劉仁靜、包惠僧、周佛海9人，他們全部住在該校樓上。其中，毛澤東住在西廂房的前半間，與他同住的有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同住東廂房前半間；王盡美、鄧恩銘住西面沿街小間，另幾位代表分住沿街中間及東面小間。
當時環境險惡，代表們都是秘密到上海來開會的，這9位代表住進博文女校的時間也先后不同。
長沙代表是毛澤東和何叔衡。由于當時湖南政治環境比其他地區更為惡劣，人身安全更加沒有保證，他們接到開會通知后，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動身赴滬。謝覺哉當時與何叔衡在湖南通俗教育館編《通俗報》，他在1921年6月29日的日記中記載道：“午后六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赴全國00000之招。”（“00000”表示“共產主義者”——筆者注）。1952年謝覺哉又在回憶當年的情景時說：“一個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狀，忽聞毛澤東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動身赴上海，我頗感他倆的行動突然，他倆又拒絕我們送上輪船。后來知道，這就是他倆去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大會。”毛澤東和何叔衡是在7月4日前后到達上海住進博文女校的。
武漢代表是董必武和陳潭秋。他倆到達上海住進博文女校的時間是在7月20日左右。
濟南代表是王盡美和鄧恩銘，他倆于6月底以前到達上海住進博文女校。
北京代表是張國燾和劉仁靜。張國燾因為要參與大會的籌備工作，所以最先到達上海。劉仁靜是于7月上旬到達上海住進博文女校的。
廣州代表是陳公博、陳獨秀。當時，陳獨秀擔任廣東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又兼任大學預科校長，因為要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所以不能離開廣州。于是，陳獨秀就委派包惠僧參加大會。陳公博到達上海的時間約是7月22日前后，包惠僧大約于7月20日到達上海住進博文女校。
旅日代表是周佛海。因當時施存統剛到日本，學習較緊張，故由周佛海乘暑假之機回國到上海參加大會。周佛海到達上海住進博文女校已是7月下半月了。
代表們住進博文女校時，正值學校放暑假，博文女校的學生和教師都回家去了，所以校內相當安靜。只有一名兼看校門的廚師，他每天給代表們做飯，并事先已接到囑咐，不許閑人進入校內。
當中共“一大”會議召開時，住宿在博文女校的代表們經常在校內討論交流工作，起草文件。據中共“一大”代表、住宿在博文女校的陳潭秋等人回憶，當年中共“一大”會議的開幕式就是在博文女校樓上舉行的，正式會議是在李漢俊家里進行的。另據參加“一大”會議的包惠僧回憶，第一天在博文女校召開的是中共“一大”會議的預備會，并不是全體代表都參加。總之，博文女校作為中共“一大”會議的臨時會場，開過會議，這是事實。
據黃校長的女兒黃允中后來回憶：毛澤東來的時候我只有7歲，那時我和母親都搬到樓底下住……我母親不許我上樓去打擾他們的，但那時我還不懂事，有時還偷偷上樓玩。記得我有一次走到毛澤東住的房間里，毛澤東叫我小妹妹，摸摸我的頭，還給我糖吃。
博文女校是中共“一大”會議的一處重要場所，新中國成立初期，董必武、包惠僧等都實地勘察和參觀了該處舊址。1951年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30周年之際，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查實該舊址后，就由房管部門安排住戶遷出，并把舊址修繕復原，歷年來國家還專門撥出經費加以整修。1959年5月公布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由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負責保護和管理。
望志路106號
中共“一大”會議的正式會場是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的李漢俊家里。
當年，李漢俊與他哥哥李書城一起住在望志路106號、108號，這是沿馬路一排五幢石庫門房屋中并排的兩幢，與后排四幢房屋通過過街樓相連一起，成為一條弄堂，人稱樹德里（即原貝勒路樹德里，今黃陂南路374弄）。
李書城早年追隨孫中山，是老同盟會員，參加過辛亥革命，曾任北洋政府陸軍總長。李書城對其弟李漢俊進行革命活動是同情與支持的。中共“一大”開會期間，李書城正在長沙參加反對湖北督軍王占元的斗爭。當時李家周圍環境比較僻靜，有利于開展革命活動，若遇不測有前后門可走。
1950年9月，經上海市市長陳毅提議以及會議討論決定，由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姚溱負責尋找“一大”會址。爾后，姚溱指派沈之瑜、楊重光等走訪勘察，歷時半年，于1951年4月找到并確定現在這個地方，即原望志路106、108號，現興業路76號、78號。
當時房屋的建筑狀況已面目全非，沿街的底層房屋已成為一家制作切面的“恒昌福面坊”。外墻是涂滿了石灰的混水墻，樓上設有廂房，都住著居民，內部結構也完全改變了。
1951年9月16日，中共上海市委委托市公共房屋管理處與當時的房主——“戴瑞記經租處”的私營大房東陳老太聯系，承租下興業路76號、78號。同年12月10日，上海市委又委托上海市營建筑工程公司修理和加固“一大”會址。與此同時，市委宣傳部也馬上邀請中共“一大”代表李達前來確定核實。根據李達回憶，當時將“一大”會議室布置在興業路78號（原望志路108號）樓上，房間中間是一張會議桌，桌上放著花瓶和煙灰缸，四周有幾把椅子和圓凳，墻上懸掛了馬克思和列寧的肖像，還有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手跡。
1952年6月3日，“一大”會址即將修繕完畢，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聞訊前來，成為“一大”會址的第一位參觀者。7月1日，《解放日報》刊登了有關“一大”會址修復的消息。次日，上海市委、市政府領導陳毅、潘漢年、陳丕顯、方毅、劉長勝、王堯山等來紀念館參觀視察。9月，經市委宣傳部審查同意，作有限制的內部開放。同年12月，為了保護“一大”會址，恢復環境原狀，又訂租下東鄰的興業路70號至74號房屋，這樣使沿馬路的一排房屋連在一起，成為現在的狀況。
1952年12月，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前來參觀視察，他指出“一大”會場內部布置不符合原來的狀況，因為當年開會是秘密進行的，代表們不可能在墻上懸掛革命領袖的肖像和手跡。接著他對紀念館的工作人員鄭重其事地提出：“革命歷史紀念館的布置應該完全恢復當年原狀，使來館瞻仰者能想象當時情景而生肅然起敬之感。”此時，會址附近的老居民也紛紛反映，“一大”建筑在解放前曾改建過，原來是可見磚縫的清水墻，而不是混水墻，都是一上一下沒有廂房的石庫門建筑，而不是兩上兩下有廂房的。
不久，楊淑慧（周佛海的妻子）從北京來到上海，告訴紀念館工作人員說：她曾訪問了包惠僧、李書城等人，談到“一大”會址的布置情況，大家都認為現在的布置與當年的原狀不盡相符。1953年初，中央文化部也在有關通知中指出：修繕和布置革命紀念館應以恢復原狀為原則。
1953年6月在進一步復原中把墻上的肖像和手跡取下，把會址外墻由混水墻復原為清水墻，并制成會址模型，派人送到北京，請中央領導同志審閱。王冶秋、胡喬木把模型轉呈毛澤東、董必武觀看。董必武看了后說：“是這座房子。”毛澤東觀察模型后說：“叫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
此時，上海市委領導再次指示要做深入調查。于是紀念館工作人員查訪了出資建造樹德里房屋的陳老太和老居民董老太，以及后來出資改建該屋的董正昌等人。同年12月，紀念館還特意邀請老居民一起座談回憶，從而對會址建筑原狀及其變遷情況有了詳細的了解。
原樹德里石庫門房屋建筑于1920年夏秋之間，當時馬路對面還未蓋上房子，是一片菜地，在菜地旁邊僅有一所庵堂，西鄰今興業路82號至92號也未建造，僅有一些平房和幾家小手工業工場。沿馬路一排五幢房屋，即望志路100號至108號（今興業路70號至78號）都是一上一下的石庫門建筑，清水磚墻，沒有廂房。望志路106號、108號開始由李書城、李漢俊兄弟等人居住，他們搬走后，于1924年由董正昌將沿馬路一排五幢房屋全部租下，并將100號、102號、104號三幢改為三上三下有廂房的房屋結構，開了一間醬園店，又將106號、108號兩幢改建為二上二下有廂房的房屋，墻面也砌高了，由清水墻改為混水墻，再租給親戚居住，后來106號樓下又開了一家米店，代賣切面。
抗日戰爭期間，望志路改名為興業路，門牌號碼亦作重新安排，102號改為72號，108號改為78號，100號、104號、106號均改作廂房，不再編號。
1954年3月，紀念館又邀請薛文淑（李書城的妻子，李漢俊的嫂嫂，“一大”會址的房屋主人）、包惠僧前來上海，核查“一大”會址內部建筑結構，他們均做了詳細的回憶，與紀念館調查訪問所得的情況基本一致，這樣就為舊址的復原和修繕工作提供了比較準確的依據。
“一大”會議室最初布置在108號（今78號）樓上，這是根據李達、包惠僧的回憶布置的。1953年董必武在北京審查“一大”會址模型時，提出疑問，他肯定地說：“一大”會議室在樓下。薛文淑也回憶道：106號樓上是李漢俊的臥室，108號樓上是薛文淑的書房，106號樓下是客廳，“一大”會議是在樓下客廳里舉行的，客廳里放有餐桌（可作會議桌），餐桌從來沒有放在樓上過。
1956年2月，董必武親自前來“一大”會址視察，又一次肯定地說：“當年我們開會不是在樓上，而是在樓下，會議室應該布置在樓下。”接著他還分析道：“當時不像現在，人家有女眷，我們怎好走到樓上去開會呢？何況那時我們的會議又有外國人參加。”
1957年6月，“一大”會址紀念館負責人前往北京再次訪問了李達、包惠僧、薛文淑和劉仁靜等人，并向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作了匯報，最后決定根據董必武的意見，將會議室布置在樓下。同年10月，對會址建筑做了全面的修繕復原，拆除廂房，恢復了5個石庫門，將會議室布置在106號樓下客廳。
為了對會議室內外各種家具擺設做進一步考證復原，1958年12月25日，“一大”會址紀念館專門邀請家具業老工人前來參加座談，根據薛文淑的回憶，請老工人提出合理建議，確證1921年期間的家具樣式。同時又個別訪問其他制作各種生活用品的老工人，請他們逐一對會議室內放置的茶具、煙灰缸、花瓶等作核實考證。以后又特意邀請民用設計院的專家前來對建筑復原方面進行復查。
經過多次走訪、調查、考證等，終于將中共“一大”會址恢復了原來的面貌。
嘉興紅船
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了更好地紀念建黨時期的光輝歷史，黨和政府決定在浙江嘉興籌建南湖“一大”會址紀念館，并明確指示：南湖建館的中心是“船”的問題。1959年3月，中共嘉興縣（今嘉興市）委宣傳部特邀請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上海美術模型廠、上海美術家協會的專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多人前往嘉興南湖協助核實和復原制作游船的工作。同時，還專門召集20年代在南湖岸邊的小販、搖船工、造船工以及附近地區的老居民等進行座談。
根據眾人回憶，20世紀20年代的南湖游船有雙夾弄大型絲網船和單夾弄中型絲網船兩種，代表們當年乘的是何種游船，無法最后確定。這樣，嘉興縣委宣傳部就請人繪出單夾弄游船詳圖和雙夾弄游船詳圖，并制成木船模型報送中央有關領導審定。
董必武仔細看了船模后指出：船模式樣是對的，只是大了些，新了些，漂亮了些，船模做得很精細，只是按“新工舊做，整舊如舊”的原則要求看，還不夠逼真。
與此同時，當年隨代表們到南湖并負責訂租游船等工作的李達夫人王會悟也來信回憶道：當年代表們到嘉興后，先到城內張家弄鴛湖旅館落腳，請旅館賬房雇船。本想租大號船，因雇大船要提前一天預訂，便雇了中號船，長約14米。船中央有個大艙，艙后有個小間，放有漂亮的席枕和床榻。船艄處是船老大夫婦的住房，船右邊有個夾道，中艙設有煙榻、大八仙桌以及多只凳子。
接著，包惠僧也來信介紹了游船的一些布置情況。他們來信回憶的情況與董老的審定結果是相吻合的。據此，嘉興縣委宣傳部就復制了一艘單夾弄中型絲網游船，作為中共“一大”會議紀念船。為了制造紀念船，當時中央有關部門還專門撥出了萬元人民幣，并撥出黃金2兩，供艙內裝飾用。1959年紀念船在南湖“一大”會址正式陳列。
1964年4月5日，董老又來南湖視察，他登上紀念船，仔細地察看船艙內外后說：“這只船，我回憶是造得對的，造得成功的。”接著，董老又回憶道：“當時開會好像雇了兩艘船，不是一艘船。”以后，嘉興縣委宣傳部又經過進一步調查得悉，絲網船由于船體較大，停靠不便，因此都備有一只小篷船，俗稱“拖梢船”，為接送客人和進城購物用。不久，嘉興縣委宣傳部就在“一大”會議紀念船的后面制作了一艘拖梢船。
在這次視察南湖時，董老回憶起當年天下大雨，湖中波濤翻滾，代表們在游船內秘密聚會，莊嚴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情景，不禁心潮起伏，于是揮筆為南湖紀念館題詩一首：
革命聲傳畫舫中，
誕生共黨慶工農。
重來正值清明節，
煙雨迷蒙訪舊蹤。
（本文作者陸米強時任上海“一大”會址紀念館研究室主任，原文發表于《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111輯，本次發表時有刪節和編輯，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